在中国，县域普通高中占据了全国教育体系的半壁江山。由于教育资源紧张，大部分县市只能支撑一到两所较好的中学发展，也就是内容“县中”。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县乡的孩子们只要考进县中，就等于“一只脚迈进重点大学的大门”。那时,“县中现象”令人瞩目，县中甚至吸引了不少城里的孩子就读，可以说县中是乡村学子改变命运的主要通道。
然而，近些年来，县中尖子生大量流失，清北率和本科率连年下滑，师资结构不合理，教育资源向省市集中的现象屡见不鲜。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华从2018年开始关注县中教育，每年都会组织团队去各地县中调研，去过十几个省、四十个县、近百所中学，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汇聚成最新出版的《县中：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一书。
在这本书里，杨华认为县中衰弱最直接的原因是超级中学的跨区域“掐尖”。实际上，超级中学除了掐尖、极端推行应试教育和巨量投入资源之外，并没有其他超出县中的先进经验。但他们受益于当下的高考制度，仍被教育部门默许“掐尖”。振兴县中必须先解决这一问题。
杨华强调，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而不是做题的机器。他发现经历残酷竞争、在高考中“内卷”后的这一代人，正在变得更加迷茫、失落。
“县中不能没有清北生”
杨华从2007年开始做农村研究，最初关注的是县乡治理的问题。在田野调研的过程中，他经常要和当地的老师、校长打交道。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杨华发现大量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就进入城市，这让他意识到县域教育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从2018年开始，杨华的研究团队每年都会去各地县中调研。他们发现，中国县中的变化是全面的、系统的，最显著的风向标就是从县中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数量断崖式下降。
比如，湖北恩施某地的重点县中过去能出十几名清北生，但是近些年降到个位数，今年只有1名学生。这种变化难以逆转。30多所湖北省县域高中里，仅有少数几所县中今年高考还能勉强依靠国家专项政策考出清北生。绝大部分县中没有清北生，重本率、本科率也在下滑。
陕西省的情况也非常相似，去年全省76个县级地区，只有10个县有清北生，共计13人，占全省清北录取人数的比例4.9%。西安市的清北录取人数占全省的87%。
在云南某地级市，全市除开城区高中外，下面县中高考特控上线率（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线）普遍只有2%—7%。
杨华认为：“县中不能没有清北生。在现行综合教育评价体系下，清北生作为参照系对于县域教育的资源分配、体系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他进一步解释清北生对教学的重要性，当一所学校有冲击清北的尖子生，也会对优等生、中等生有良好的“传帮带”作用，形成正反馈的学习氛围。县域家长看到每年有清北生也会信任当地县中的教育水平。
反之，当县中一两年都没有清北生，即便是在县内有稳定工作的公务员与教师家庭，也会千方百计将子女送到市区、省内读书。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优质生源从小学、中学阶段就开始大量流失，县域以下的乡、镇、村难以招生和办学，从而削弱整个县域教育体系。
教育焦虑
杨华在调研中观察到，所有的县中校长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摆脱现状。然而，县中自救正在让教育变得更极端，“三苦精神”在县中被广为强调，即领导苦管、教师苦教、学生苦学。
在众多管理方式中，最常规的是精确控制学生的作息时间：早自习时间提前到6点、晚自习延长至晚上10点半以后、午饭时间被限定在30分钟以内、每周休息变为月休一天或者半天。
更进阶的是建立残酷的竞争体系，重点班内实行“末位淘汰制”，每次考试的最后几名会被淘汰；班级内设置举报箱、批评榜等，上课发呆、看一眼窗外，都会被巡查的老师记录在案。同学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变得十分微妙，即便是同桌，也不聊天不说话，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在学习以外的事上。
除此之外，不少民办中学和县中还学习超级中学的模式，比如一些县中开始提前招收初中尖子生，用两年的时间学完初中知识，然后提前一年学习高中知识，高中三年就用来复习；或者县中成立初中部，提前招收尖子生，提前半年计划招生等等。
杨华认为县中强化应试教育的措施治标不治本。
普遍的情况是，留在县中的孩子因为升学率下滑，努力三年只能上大专，这让他们更加迷茫、无望，对“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减弱。离开县中的孩子，他们的压力提前转移到中学、小学阶段，他们的竞争变成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实力比拼。
家长要提前为择校做准备，增加了购买市区学区房的压力，母亲还要全职陪读。孩子则要在小学学初中的知识、初中学高中的知识。当孩子的成绩不符合预期，便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亲子关系变得紧张。
杨华认为县中衰弱带来了全民教育焦虑。教育竞争的范围越小，竞争压力越小，教育焦虑越轻。中考竞争最好以乡校为载体，高考竞争最好以县域为层级、以县中为载体，但由于县中衰弱，教育变成以家庭为单位，在市、省进行竞争，难度一下就放大数十倍、数百倍。
超级中学掐尖
杨华发现，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县中的衰弱较中西部地区县中更加普遍。比如浙江某百强县，每年在教育上投入高达15亿元，远超某些市级水平，但是仍然无法阻止当地县中教学数据的走弱。
杨华在大量调研后得到一个结论：真正对县中构成致命伤害的是超级中学的掐尖，而不是普遍认知中的县级财政投入不足。
以湖北某县为例，每年有十几名尖子生被全省排名前三的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掐走”，30多名学生被黄冈中学“掐走”，数十名学生被武汉其他中学“掐走”。县教育部门本来不愿意放走尖子生的学籍，但是又没有相关政策，最终还是要放。
自2010年以来，各省都依托省内超级中学，建立起教育集团。他们往往顶着“名校”“教育牌子”的名头宣传教育理念与先进模式。实际上，超级中学除了掐尖、极端应试教育和巨量资源投入之外，没有其他超出县中的先进经验。
杨华解释，县中生源结构由尖子生、优等生、中等生和后进生构成。从全国各县来看，尖子生的比例普遍在1%—3%波动。也就是说，无论怎么考，清北生都出自这一批人之中。掐尖是把既定的尖子生集中在一起，学生能考上清北等名校，并不完全是超级中学的功劳。
超级中学为了吸引顶尖生源会开出各式条件，比如常见的奖学金、免学费等基本资源，一个学生奖励5万—10万元并不罕见；有的还免费为家长提供陪读套房、解决父母就业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隐蔽的设计，比如一些学校会把摇号名额少报，留下掐尖名额，提前一年签约等等，这些都是被默许存在的。
近些年来，许多超级中学开始主动“造神”，制造了诸如“13岁清华”“15岁北大”的竞赛神童之类的神话。归根结底就是提前选拔，让几百个孩子从五六年级开始学竞赛课程，从中选拔出一个“竞赛神童”。
这个变化是因为学科竞赛和强基计划。以清北为例，在其全国招生计划中，竞赛和强基的录取人数年年攀升，几乎占到1/3。学生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五大全国竞赛拿到国家级奖项，就能获得清北保送资格或者被降分录取。
竞赛的保送名额并不纳入高考统招计划，属于全国竞争。因此浙江、江苏、湖南、湖北等竞赛大省，每年被录取的清北生更多。
对各省的教育部门而言，支持一所超级中学搞竞赛是在角逐清北等名校招生名额的增量，这就给其极大的动力允许超级中学抢生源、办分校和挖师资。
超级中学能够花重金挖角全省范围内的竞赛教练，一个金牌竞赛教练的市场年薪至少在100万元，这远不是县、市级的公共财政所能支撑的。
超级中学通过提前培养、提前竞争等产业化模式“制造竞赛天才”，也让省级教育部门的清北业绩更好看。相应地，省级教育部门为了清北业绩，会在跨区招生、办学，培优补课和资源投入等各方面给这些超级中学一定的照顾，以确保省教育部门能在省级高考锦标赛中胜出。
杨华团队在浙江、云南、湖南、山西、四川、河北等省调研均发现，凡是有超级中学无序掐尖招生的情况，背后必然有各种各样省市教育部门开的口子。比如，中部某超级中学的“专县生”计划，也是省里专门为其量身定制的，即允许该中学自主在全省招生优质生源，每个县都要完成相应的指标。
杨华认为，县中振兴首先需要规范超级中学的办学和招生，掐断超级中学跨区域掐尖的政策链条和利益链条。只有重构县中生源，振兴县中的其他政策才能发挥作用；其次，也要重构县域教育体系，抓好县域小学、初中的教育教学管理，让乡村孩子能够就近、低成本地接受相对优质的义务教育，从而为县中输出大量优质学生。
高考后“失落的一代人”
杨华出生在湖南郴州，他高中在一所县中就读。他回忆那时很自由，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休息。下午5点20分下课，晚上7点钟上课，吃完晚饭，他能和同学踢一场足球或者绕着学校的山走一圈。周末休息一天，同学们会争着看电视，了解县城以外的天地。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县乡的孩子们只要考进县中，就等于“一只脚迈进重点大学的大门”。当地社会也对县域教育抱有信心，学生家长没有太大的择校压力，整个社会的教育焦虑相对较轻，县域教育生态是比较宽松和健康的。
现在这一切都变了。他在衡阳一所中学看到，现在的高中生晚饭休息时间只有20分钟，有些学生教室在五楼，急忙跑到校门口的时候饭就凉了，没吃两口就要回去上晚自习。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状态可想而知。
杨华接触了很多学生，他们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进入了一所较好的大学，第一感受是茫然。当人生不需要刷题后，他们在大学里失去了方向。有些学生，把高考的习惯带入大学，追求绩点，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成绩比身边的人好一些。
实际上，回到高中阶段，大量动员形式的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孩子们的价值观，他们被灌输了“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之类的想法。这种刻意制造的对立，让许多学生认为读书就是为了通过高考这场试炼，为了超越他人、超越阶级。
杨华认为，高中不应该这样一味强调应试、得分，而应该更多关注对“人”的培养，让学生发展兴趣爱好，想打球就打球，想读小说就读小说，人得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去思考，才能认识世界。
杨华强调：“不能苛责学生，这是整个教育的问题。如果真的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政策制定，高考制度和教育体系将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高考不是要选拔天才，只是要选拔一般的人才，因为它是一个普遍的制度。如果一个孩子是天才，让其自己成长出来，自己冒出来就行了，不需要这样的制度、花这么大的成本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