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来广东考察的外省同志经常问笔者，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对广东经济发展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对此，笔者通常会讲一个故事。
1998年前后，国务院开始推动农村电网改造，要在三到五年内降低农村电价，实现“两改一同价”，即改革农电体制、建设和改造农村电网，实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
彼时，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制造业开始发力，用电缺口相当严重，拉闸限电是常态，农村一度电的价格高到三到五元。笔者记得，当时各种各样的“关系电”“人情电”“权力电”层出不穷。农村甚至出现过电霸，有些地方的黑势力也参与农村用电的利益瓜葛，垄断农村用电价格。因此，要把农村用电价格降到一元以下是非常艰难的工作。
而时任广东省省长卢瑞华等省领导还是拿出相当大的决心推动农村电力改革，投入巨资改造农村电网、降低农村电网损耗，理顺电力管理体制。在三年时间内，政府将农村用电价格降到0.79元一度，达到全省城乡同网同价。
在降电价之前，广东已经改革开放了20年，家电产业得到一定发展。但高企的电力价格使得农村家电普及率并不高（约10%），家电使用以电视机、电风扇为主，冰箱、洗衣机并不普及。广东降电价后，城市农村居民家电市场迅速发展，家电产业获得巨大的市场机会。
降低的电价降低了制造成本，市场也有规模，广东的家电产业快速完成了原始积累。美的、格力、TCL、创维、容声等品牌就是在那时崛起的，并逐步形成广东家电产业在国内外的市场格局。时至今日，广东家电产业仍占全国市场规模40%以上。
在推动电力降价的同时，广东工业用电的价格也大幅降低。经济发展中用电难的困扰得到解决，招商环境大幅度改善。降低农村电价主要有四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减轻农民负担，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二是促进农村消费，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増长；三是改善农村投资环境，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四是加大农网改造投入，带动相关设备、材料生产的增长。
改革开放中的广东，总能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件，以改善人民生活为本，以促进经济建设为基，迅速解决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通过改革管理机制释放生产力，通过改革生产要素供给促进经济发展。
在《中庸》第二十章哀公问政篇章中，孔子对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者，犹蒲卢也，待化以成。故为政在于得人。”
尽管不同学者对蒲卢有不同解释，但不管蒲卢是动物还是植物，大意都是一旦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事物就会快速成长。在孔子此番文武之道对话中，很重要的一个字是“敏”。
“天之道”是生生不息的，“地之道”是知道哪里适合生物的快速成长，“人之道”是能够判断怎样的社会治理适合百姓发展。为政之道就是要抓住“敏”，创造机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让百姓安居乐业。领导者并非需要亲力亲为，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创造环境，然后“待化以成”。
经济发展的逻辑
我们总结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大省的发展成就，会发现贯彻其中的魂就是改革。正如20多年前的电力管理体制改革，能够释放生产力，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
不过，当年的改革是有方向的。广东改革的方向是开放，对标国际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模式，改革现有管理机制。比如电价、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等生产要素在国际上都是有对标的，哪个生产要素供给价格高，就会影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可学而至的。
经济发展自有其规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度越高，把大事做细、做极致的难度也越高，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找准经济发展的逻辑。但今天，广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模和复杂程度都远超20年前，要找到其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破局之路，无疑有登天之难。
最近，笔者邀请苏州基业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苏州基业”）乡村振兴团队来广东考察，共同探讨了关于乡村振兴的多个维度。其一，乡村振兴是政府的公共产品吗？其二，政府的公共产品边界在哪里？其三，公共产品是否能够形成商业闭环？其四，乡村振兴能否可以是商品，有市场需求？其五，广东的“百千万工程”是一项社会工程，还是一项经济工程，还是文化工程？其六，广东的“百千万工程”是否是经济发展后工业化的产物，跟逆城市化发展有没有文化关联？其六，为何日韩的逆城市化发展不如欧美明显，它是制造业规模效应还是有东方文化的特点？
双方的思考都在试图建立自身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业务逻辑。正如前文所言，今天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程度远超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全球化体系的解构与重建，面对中国产业体系的重构，面对国家经济结构的重塑，面对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面对中国商业文明发展的新进程，我们必须站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时空节点的维度去思考定位与方向、去设计政策与服务、去改革制度与体系。
广东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处于旧发展模式的临界点，同时也是新发展模式的起点。广东很多的商业实践已经超越现有的商业模式与商业理论。在新的全球化、产业与管理数字化、新商业文化的新组合中出现了越来越多优秀乃至卓越的企业，它们或将引领全球商业的未来。但少数精英企业的探索并不能够真正代表商业的整体未来，中国商业的未来还是要由中国的市场与文化来决定。
改革与开放是广东经济持续发展的不二法宝，广东一旦失去这个法宝，就会失去未来。过去几十年，广东改革的主要动力是基于对外开放为全世界市场提供更高效率、更优服务的产品，今天广东所要进行的改革应是以打造广东统一大市场为重心的市场机制改革。
广东乃至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需要新的改革来驱动，需要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完成后工业化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转型，需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治理体系以及经济发展逻辑，更深层次改变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确立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体系，全力打造国内统一大市场，通过大消费带动经济持续发展。
市场的确定性
市场的确定性是商业发展的逻辑基础。
在新冠疫情期间，一个发往美国的集装箱需要2万多美元，价格是疫情前的几倍甚至十倍。当时的销售商担心疫情影响物流，都在囤货，目的就在于保证市场的确定性供给。
过去，全世界的中低端制造之所以都集中在中国，是因为中国拥有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门类与供应链体系、拥有最具组织性的成熟产业工人、最高效率的应用研究创新体系、最好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最为稳定的政治与安全环境。这些都是供应链的确定性。
近年来，地缘政治博弈对供应链安全做出不利于中国的假设，很多世界五百强企业因此耗费巨资将供应链迁出中国，重新构建供应链体系，就是为了确保供应链的安全。供应链安全是一个成熟消费市场的重要内容，是市场确定性的保证。
而当前中国市场建设与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还是市场的确定性问题。譬如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问题，这背后不仅仅是欠款问题，还是社会信用和商业文化的问题。今年以来，很多企业开始不给做总包的国营企业提供供应链配套，也是因为商业信用问题与市场关系的不平等。
尽管国内出台了《中小企业促进法》《民营经济促进法》，但市场竞争的不平等始终没能让中小民营企业获得信心。如有限公司的无限责任、民营经济原罪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存在不确定性。而知识产权问题、市场准入问题、安全生产、环保、消防等高标准与低执行的执法差异问题、税收倒查与警税合成作战问题等都会影响市场对于确定性的判断。
当我们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性时，其实也是在说要尽可能减少非市场力量对市场的干扰，以保证市场的高效率运行与确定性。确定性是市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2500年前的古希腊为控制海上贸易的风险，把很多投资转化为股份，订立契约，逐步形成了西方商业文明的核心内容。西方商业的金融、保险、法律，甚至政治都是围绕商业发展建构起来的体系。相应地，我们也要打通阻碍经济发展的政策卡点，打通建设消费大市场的政策卡点，建立服务消费大市场发展的社会服务配套体系。
释放市场潜力
消费大市场的发展需要体系化的改革，让更多社会创新资源参与其中，以释放更大的市场潜力。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在应用技术创新方面的领先国家。
今年，笔者多次赴东南亚考察交流发现，但凡采用中国智能交通、生产智能装备、智能家居供应链的企业，都能够大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从制造、供应链到供应链解决方案方面，广东制造的优势显著。广东的政府采购应该支持创新供应链的发展，并形成解决方案的能力。
笔者经常来回于广州与深圳，逐渐体会到为何深圳竞争力越来越强于广州。早期发展阶段的深圳没有太多事业与国营单位，很多社会服务只能通过市场购买的方式解决。10多年前，笔者曾接触深圳一家家具检测中心。该中心是政府支持的社会组织，通过与欧美检测机构合作，做家具业进入欧美市场的认证授权，市场逐渐发育。有了市场资源，办展会、成立家具设计专业机构，企业的事业逐渐发展起来。
深圳的垃圾回收行业也采取了社会化服务的形式。由于社会服务效率高于国营及事业单位，深圳的垃圾回收公司已经开始溢出服务，在国内各个地方政府合作发展业务，孵化出了很多服务公司。与此同时，深圳采购市场服务所节省出来的资金可以大量用于鼓励创新、购买更多的社会服务，发展教育及社会事业。这也是深圳成为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最好的城市的原因。
如果在事业单位众多的广州，这种商业服务一般就会交给事业单位。事业单位除了提供设备、办公场地，还必须要用人指标，很容易变成养机构、养人的事业。此外，广州的国企也很多，公共服务项目、资源一般也会向国企倾斜。因此，广州的国企会做大，而深圳的民企会做强。
但相比购买市场服务与维持一个事业单位的财政投入，前者的投入显然低得多，但其服务能力、社会效应是后者不可比拟的。民企做强后会形成技术创新生态、人才生态。这也是全世界很多政府要精简部门、增加社会服务采购的原因。
深圳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就承担了深圳政府支持的各种中小企业国内外展览会、中小企业政府项目申报的初审工作。有了政府的购买服务，协会会员的发展就有了抓手，其社会事业就能蓬勃发展起来。
一位香港专家曾告诉我，香港财政有大量盈余投入到了教育、公共医疗、公共设施等领域，也是因为采用“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模式。政府规模小，只有一级政府，基本不设副职。香港很多社会事业都是由社会组织完成，如贸易发展局、旅游业协会、工业总会等，都是社会组织服务机构，一般有政府的采购服务或具备自身造血功能。
2个月前，笔者就曾在专栏文章提到，中国游艇产业、汽车改装行业、消防市场等，也都是可以通过管理机制的改革释放市场需求的领域。未来，中国的老年服务市场、宠物市场、医疗市场等服务业也都可以通过改革推动市场发育，通过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形成新市场。
过去，中国制造业体系在全世界效率最高，是因为我们对标的是国际体系。中国的社会服务业效率低，同样与没有太多涉及国际竞争有关，形成了由政策审批造成的区隔市场。企业时常面对不同区域、不同政府部门的非标审核，市场要素流动效率自然低下。因此，发展市场经济、发展消费市场，政府不能增加社会的运行成本。
以此类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需要联动香港与澳门，将香港及澳门行之有效的市场管理机制引进广东珠三角，协同标准。最近，笔者在和香港智库的交流中也了解到，香港的机场、地铁及众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希望对接国内标准。香港每年的公共投资预算投入约有2000亿元。专家建议把粤港澳大湾区的政府公共投资联动起来，相互开放，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政府采购市场。
笔者还建议，政府要建设采购市场，一定要基于创新供应链的市场建设。目前，国家关于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创新发展和应用的相关政策就非常好，但仍然不够体系，体系化还须经过专业的顶层设计。
而今，广东原有的经济特区政策与国内的经济政策日渐趋同。但广东要保留国内改革开放第一大省的位置，需要国家进一步提供政策供给，主要内容是获得通过社会改革释放市场潜力的授权。这其中既需要政策的顶层设计能力，又需要取得更多灵活的国家政策，赋予广东先行先试的权力。
广东需要在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探索与建设更加开放与包容的市场制度、良好的法律环境、公平的竞争制度、没有限定的市场准入、政府采购市场的支持，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参与市场的平等竞争，保障企业家与公民财产的安全。
建设大消费市场
建设大消费市场，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还是具备一定基础的。
苏州基业团队在广东佛山南海调研乡村振兴时就发现，佛山的经济总量虽不及苏州，但佛山地区民营经济发达，企业根植性强，且产业集群优势明显。2023年佛山南海居民可支配收入达7万元，与苏州市相仿。但佛山南海人口密集度是苏州的一倍以上。
苏州基业团队认为，乡村振兴最重要的要素，一是产业，二是消费力，三是人流量。他们认为广东的乡村振兴有更成熟的市场基础。
2023年，广东GDP总量达到1.925万亿美元，与世界排名第十左右的俄罗斯、韩国相当。2023年，广东人均GDP为1.5万美元，不及韩国（人均GDP3.3万美元）。而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九市人均GDP约为1.9万美元，如果加上香港与澳门，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均GDP约达2.3万美元，可触及世界初等发达国家的门槛。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其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结构、消费模式和国际地位都会发生深刻变化。理论上，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在发展规划上体现新的变化。
事实上，广东产业已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和服务导向型产业，创新和高附加值产业将成为新的增长点，广东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广东还是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九市，都存在消费与市场升级的机遇。人均收入的提高将激发消费升级，居民对高品质、个性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将显著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将进一步完善，交通、通讯、文化娱乐等基础设施将有更大需求，新的市场潜力巨大。
随着经济发展，政府应该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以促进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提升；增加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的投入；城乡差距需要缩小，区域发展需要平衡。这也是广东推动“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所在。经济的快速增长还需要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也将成为新的发展方向。
这意味着作为国内经济排名第一的改革开放大省，广东可以从出口拉动型、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彻底转变为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不能唯GDP论，也不能不关注GDP，因为GDP有一个很重要的构成——增加值。我们常讲，在广东制造100元人民币的产品，在美国市场可以卖到100美元。一个产品涉及生产制造、物流、品牌运营、渠道与终端、售后服务等诸多环节，
制造仅是其中很短的一环，形成增加值的区间不大。
经济发达国家或经济发展领先地区的一个优势，即同样服务、同样产品的增加值增加了，因此价格更高。如果中国的市场不崛起，制造业的增加值将非常有限。所以，经济发展领先地区的转型是产业形态向更高形态的发展，即从生产、生产性服务业再到消费服务业。
广东要建设统一大市场，让居民有消费动力，需要政府加大社会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投入，让居民没有后顾之忧。广东还要持续投入乡村振兴建设，解决城乡发展二元及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鼓励中小企业发展解决人口就业问题。这些都需要政府不断投入，促成广东社会治理体系与财政管理体系的重大改革。
人道敏政，而商道敏新。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40年后，改革开放所积蓄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势能基本消弥，但它还是释放了新的发展信号。我们需要改革现有体系，释放新动能，推动新经济发展。而摆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面前的课题就是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广东的课题就是启动粤港澳大湾区消费大市场。
（作者系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